安全問題伴隨著人類社會始終。所謂安全文化，從中觀層面看，即人類在安全實踐活動中所創(chuàng)造的安全物質成果和安全精神成果的總合，應該包括安全理念、安全意識、安全制度、安全標準、安全物品、安全文藝作品、安全宣傳、安全群體、安全行動、安全理性、安全社會系統(tǒng)、安全社會結構等等。安全文化作為當前研究和建設的重點領域，在國內外都有了它的生存基礎和發(fā)展成就。

　　現(xiàn)代意義的安全文化最初是由安全科技界專家提出來的。1986年蘇聯(lián)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由于人為原因發(fā)生爆炸，釀成核泄露的世界性大災難，由此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國際核安全咨詢組(INSAG)提出核電站“安全文化”概念，此后安全文化研究在自然科技界和人文社會科學界都得到了大力發(fā)展，安全文化建設也在其它企業(yè)生產和政府報告中得到了重要體現(xiàn)。當時，專家們的意見就是指人們不能僅僅從自然科學技術角度來維護安全，人們的安全意識、安全行為和安全政策等在維護安全方面也是至關重要的，而且需要對科技理性的副作用進行思考。無獨有偶，社會科學界差不多從另外一種角度提出了如何確保安全的問題，這就是社會學界對現(xiàn)代性進行反思的“風險社會理論”。風險問題的研究最早見于20世紀50年代西方學者對核能安全使用問題的思考，后來的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1986年出版的德文著作《風險社會》(RiskSociety)中，系統(tǒng)地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并且對“風險”的內涵作了更深刻的闡述。“風險社會”概念從一開始在外延上就比“安全文化”概念寬泛，不僅僅指安全生產領域，更廣泛地指向社會公共領域的安全和風險，同時打破地域空間的界限而探索全球化進程中的不平等、異質性和不安全問題。

　　安全文化研究與建設主要起源于工業(yè)化國家，遠遠走在中國前列，歸納起來有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安全文化研究首先在核工業(yè)領域重點推進。國際核安全咨詢組(INSAG)1991年又提出了《安全文化》報告(INSAG-4)，把安全文化概念得以定義并且得到世界多數行業(yè)專家教授的認同。1994年該機構又制定了評估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1996年修改)，對安全文化的政府組織、運營組織、研究機構和設計部門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規(guī)定。1998年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又發(fā)表了《在核能活動中發(fā)展安全文化：幫助進步的實際建議》，提出了企業(yè)安全文化建設要經歷安全的技術與法律建設、安全目標與績效、安全主體的責任與自我學習改進等三個階段。亞洲地區(qū)核合作論壇(FNCA，前身為1990年成立的亞洲地區(qū)核合作國際大會/ICNCA)1997年第8次研討會以來每年都舉行一次研討會(2000年會議在我國上海召開)，對于推進亞太地區(qū)安全文化合作做出了重大貢獻。[2]

　　第二，安全文化研究在其他工業(yè)領域的迅速推廣。美國蒙特納州1993年頒布了一部《蒙特納州安全文化法》，以法律的形式強調雇主和雇員合作以創(chuàng)造和實現(xiàn)工作場所的安全理念。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1997年組織召開了“合作文化與運輸安全”全國研討會。澳大利亞礦山委員會1998-1999年開展了一次全國礦山安全文化大調查，并且得出了一些合乎實際的結論。[3]目前國外在礦山安全、建筑安全乃至反恐怖安全領域都有較大推廣。

　　第三，安全文化研究在高校得以大力發(fā)展，并且安全文化概念和內涵日益豐富。目前，國外許多礦山類、公共管理類、衛(wèi)生健康類院校中均開設有安全管理學、安全心理學、安全經濟學、環(huán)境安全學、環(huán)境法學等安全文化類課程;許多高校與政府聯(lián)合組織了區(qū)域內或國際性安全文化研討會;很多高校都設有安全文化研究專門機構、安全文化專職研究人員，出版發(fā)表了相關論著，開展了相關項目，召集了相關會議。安全理論研究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安全文化的概念進一步明確，內涵日益豐富：1991年國際核安全咨詢組(INSAG)把安全文化概念狹義為“核安全文化”;2002年5月道格拉斯?韋格曼在向美國聯(lián)邦航空管理局提交的安全文化總結報告中作出了它們的定義，“安全文化是一個組織的各層次各群體中的每一個人所長期保持的、對職工安全和公眾安全的價值及優(yōu)先性的認識”，“涉及到每一個人對安全承擔的責任，保持、加強和交流對安全關注的行動，主動從失誤教訓中學習、調整和修正個人和組織的行為，并且從履行這些價值的行為模式中獲得獎勵等方面的程度”。[2]當然，安全文化定義目前有十幾種，也還在進一步深化發(fā)展。

　　第四，從單純研究技術解決安全問題到安全文化研究的理念突破。國外在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已經走出單純依靠安全科學技術解決安全問題的困惑，而是實現(xiàn)了安全理念的重大突破，即轉移到安全文化建設和研究的高度來。例如美國北卡大學提倡的安全理念已經從單純的技術設計、成本核算、以產品狀況解決沖突轉到安全價值和關注安全的過程上來：健康安全在決策過程整體中的統(tǒng)一，管理者應對所轄范圍內的健康、安全負責，員工應該參與決策和問題解決，健康安全管理部門應該關注長期計劃、便利條件、工作過程分析，同時也是員工的“可靠專家”。[4]具體地說就是：安全需要人人負責、全民共建;安全需要預防;安全是管理組織上層與下層職員的互動構建的;安全更主要的是一種理念、意識的形成;安全需要制度建設和制度約束等等。安全文化的這一轉變，實際就是要解決“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單純技術解決問題的模式，要從根本上解決安全問題，走預防為主之路，變“要我安全”為“我要安全”的主體化。